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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年前，他从宁波只身来到广州；
11年前，他怀着梦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；
6年前，他成为了中国的首富，年仅32岁……
短短十来年时间，丁磊和他的网易，渐渐成了广东创新型企业的标杆，而他本人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南方“最红火”的年代。
“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、是先锋，”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，丁磊把褒扬留给了过去，把担忧留给了未来，“和内地城市相比，优势正在逐渐缩小”。他还告诫说，在创新的道路上，中国不要学比尔·盖茨。

“南方可能有机会，应该来试一下”

羊城晚报：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，大部分产业都处在追赶西方潮流的过程中，只有网络是一个例外，这是一个巧合吗？
丁磊：不是巧合。我觉得中国政府给互联网一个很宽松的环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古巴才允许用手机。当时互联网一上来的时候，有领导动过脑筋，说要把中国跟国际互联网切断，发展自己的中国网，但是因为政府的支持，这条去国外的路没有真正被封死。互联网的世界，用一句讲“世界是平的”，所以让我们这些从业者，分分钟把自己的竞争目标设定为境外的一个企业。
当一个企业把它的竞争对手设定为境外一家优秀企业时，你跟它的距离是很短的。
羊城晚报：你本人是宁波人，最开始也在宁波工作，为什么会来到广州创业？
丁磊：其实在1993年（党的）十四大以后，中国有个格局，就是南巡讲话，邓小平在深圳讲了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。我意识到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，可能不单单是一种选择。
当时在内地，很少有民营经济，但在深圳和整个南方明显不同，像太阳神、美的、万宝，发展非常迅速，这给我一种感觉：南方可能有机会，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，是先锋，而且这里有一批成功的典范，应该来试一下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在内地信息非常闭塞。但是在广州不一样，广州可以看到香港四个电台、电视台，而且直通车也开了，想买什么英文书可以找人从香港带过来。那种信息对我们创业者来说，非常重要。它可以让你看到更大的国际观。
而且我本人到广州以后也的确验证了这些。我1995年来广州，这里的电脑城一片欣欣向荣，很多年轻人在寻找自己的创业机会。
羊城晚报：中途你曾经离开广州，把网易搬到北京发展，但2001年又回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丁磊：回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。在北京工作两年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北京比较浮躁，噪音比较多。你知道好多北京人在当地不愁找不到工作，世界上多少外企在那里呀，每天多少新的OFFICE（办公室）开张，稍微有个机会就进了世界500强企业。
回来的时候，我也比较年轻，30岁，到广州来，那时公司比较困难，一年亏了两个亿，我想还有机会找到一个商业模式，否则再不赚钱只会烧钱，也实在太讲不过去。

“8000万美元砸钮扣拉链也能砸出个坑！”
羊城晚报：在你的创业历程中，相信2000年到2001年是非常黑暗的日子，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？
丁磊：并没有很难过。我毕竟没有跟银行借钱，手里还有8000万美元。当初是有压力，股票一天到晚可能停牌，股价低的不到一块钱（当时每家中国门户都一样），小股东诉讼我们财报问题，但这些已经发生了，我解决不了，我只能说怎么协商，因为诉讼是可以和解的，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
羊城晚报：有没有担心过公司的前途？
丁磊：那不担心。生意对我来说，只是钱多赚一点少赚一点的问题。我不相信自己管理一个企业是挣不到钱的，不可能是没有利润的。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信心？
丁磊：这可能是来自于我们浙江当地的一种文化。你想，我认识的朋友，也没比我聪明多少，也没比我勤奋多少。一分钱的钮扣、一毛钱的拉链也能挣到发财。他还没读完大学是吧！我再拿8000万美元回来砸钮扣砸拉链，也能砸出一个坑来是吧！
羊城晚报：你是怎么突然找到游戏的？
丁磊：短信和游戏是被我同时找到的，这绝对不是偶然。我到广州后，花了6个月时间去做市场调查，去看我这8000万美元花在什么地方能帮公司赚钱。我也有自尊心啊，对吧？我作为一个老板，人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融资，你不赚钱还亏钱，你好意思在外面参加新闻发布会，跟人家说我怎么管理企业？我觉得这时候找个地方躲起来还来不及，人都是自尊心的。你替人家亏钱，还好意思在上面说，我今年比去年亏少了，这也叫荣誉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耻辱。
游戏呢。我认为游戏在中国本身市场是很大的。但为什么中国的游戏公司始终赚不到钱，盗版！这个产业链是有问题的，畸形的。那你靠什么样的手段解决？我那时想的只有一个：游戏网络化，你不连到我的服务器就玩不了。

“钱超过一定数字以后就是数字”

羊城晚报：度过黑暗时期后，你马上迎来黄金时期。网易股价飙升，你也成了中国首富，一起一落，你心里有没有波动？
丁磊：没有。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价值标准，我始终没有想过在富豪榜上排第几名，也没想过要挤进富豪榜或者很关注这个富豪。一直以来做企业的时候，我都希望开心就好。员工开心，做自己想干的事情，回报很好、我们做的产品很好消费者很开心，我就这么一个理念。
羊城晚报：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？
丁磊：没有，我都不接受采访，那时候。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？
丁磊：因为，说实在的，外界非常关注我。毕竟是在排行榜上第一名，而且我也比较年轻，32岁，但是我不知道透过媒体想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。其实我什么也传达不了。
羊城晚报：那你自己的财富观是什么？
丁磊：我觉得在中国，这个钱啦，超过一定数字以后就是数字。在中国一两千万元人民币可能就活得很潇洒。你花1000万元买个房子很舒服了吧，再花300万元买三辆车可以了吧。
我觉得中国财富过了一个数字后那些钱都不是你的，所以后来我给浙江大学一次性捐了1000万美元，给海啸捐了120万美元，在斯坦福大学专门给中国留学生捐了100万美元，都没有用我的名字。
还有当初衡量我的财富是拿股票市值。网易2003年利润不是很好，大概一年才3000万美元。我有的时候，觉得有点虚，股市过于把我的财富放大了。我认识的朋友，一年挣几十个亿的满街都是，我一年3000多万美元就成首富，你说这种事情搞到你头上……识时务者为俊者吧，也有这样一层考虑，没有必要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。

“当年重奖科技人才是一个态度”

羊城晚报：今年年初在杭州成立研发中心，最近又传言说网易要离开杭州……
丁磊：这都是造谣，你看我这办公室不像长期没来过的样子。
羊城晚报：但这也引起了不少人对广州创业环境的担心。当年你来的时候，广州是领先全国的，现在呢？
丁磊：作为创新型企业，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往往是人才选择企业，而不是企业选择人才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。好多优秀的人才，在选择工作岗位时，往往想的是安居乐业，住得愉快，做感兴趣的事情。以前广州是有优势的，但是南方这种优势和内地相比，正在渐渐失去，包括新兴的城市，大连、青岛、杭州、苏州、厦门、成都、武汉……你必须承认，优势在渐渐缩小当中。
羊城晚报：当年全国人才“雁南飞”的盛景，不可能再出现了吗？
丁磊：我觉得任何东西太绝对肯定是不对的，看我们政府怎么去规划它的未来。你不要忘记，我是一个外来郎，深圳的企业家也都是外地的，像任正非、侯为贵。但毕竟……1993年在珠海有一件标志性事情，科技人员重奖奥迪，那是值得现在反思的。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丁磊：当时十辆黑奥迪十辆白奥迪，奖给科技人员。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，15年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为什么这种政策突然不见了。这种事情，也能充分说明政府对科技人才的一种态度。当今天突然发现没了……我去年还被北京市奖励了50万人民币，我自己不缺这笔钱啊，但它是……
羊城晚报：一个态度？
丁磊：对。我接到这个钱的时候是满感动的。我一年在北京住一个月都不到，但北京还是很关注这些企业的CEO、老板啊。但我在广州发现，前后住了13年，好象……一个态度，一个态度！
当然我们不能批评广州在这个方面不重视。广州市政府非常大气，像车都，我就觉得是大手笔。实事求是，我们不能说这个抓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只是说如果要把创新科技当作一个重点的话，要慎重思考一下。

“反对拿比尔·盖茨当偶像”

羊城晚报：比尔·盖茨说下一个全球首富会在亚洲出现，首富只是一个符号，它代表的是一个风向标。你觉得在中国、在广东会实现这样的预言吗？会出现国际性大企业吗？
丁磊：中国有一句话说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我今天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，更希望看到整个行业发展欣欣向荣。就像我做游戏，希望每个竞争对手乃至从业者有一个好的价值观，能在游戏产品里体现出生活的美学、生活的禅意、生活的哲学和生活的教育。我觉得一个人的个人成就很好，结果竞争对手很恨你，或者说有钱了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，那是件很悲哀的事情。
去年听了南怀谨的讲课，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尽迷巢”。中国现在的现象就像南怀谨讲的这句话，白云又轻又薄，不是什么东西，但一些人，企业家，往往在这上面迷失了回家的路。
羊城晚报：那有没有可能像盖茨那样，生意很好，自己也很受尊重？
丁磊：没有。中国很难有这样的人。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当中，还没有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，大家出来还是挣钱挣钱，好多人连花钱都不会。我指的花钱是，怎么样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，怎么样去改善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。
羊城晚报：所以很难达到盖茨的境界？
丁磊：我觉得中国不要学比尔·盖茨。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偶像，苹果的史蒂夫·乔布斯。你看苹果在PC这个领域里，非常富有创新，做出来的东西，好用人性化，时尚感强。生活非常富有艺术气息，相比而言，微软在操作系统里面，已经阻碍了整个工业的进步，包括英特尔也是。所以我反对把比尔·盖茨当作偶像来看待。
　　

丁磊其人：

丁磊1971年10月生于宁波，凭借着出售自己编写网上免费邮箱系统所赚来的50万元，1997年6月在广州创立网易公司，并将它从一个10几个人的私企发展到今天拥有超过2500名员工在美国公开上市的知名互联网技术企业。